[法] 布里吉特·尼古拉 | “安菲特利特号”与18世纪法国的“中国器物热”和“中国风”

“安菲特利特号”与18世纪法国的“中国器物热”和“中国风”

文/[法] 布里吉特·尼古拉著，郭丽娜译注

洛里昂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馆长布里吉特·尼古拉（Brigitte Nicolas）

摘　要：“安菲特利特号”是历史上开启中法贸易的首艘法国商船。在“安菲特利特号”首航之前，葡萄牙人早已将中国商品进口到欧洲，引发“中国器物热”。18世纪初“安菲特利特号”首航返欧，带回瓷器、漆器和餐具等各种商品。中国商品首次在法国拍卖，推高法国社会的“中国器物热”风潮，也成就以“定制品”为特征的各式“中国风”。与此同时，“中国器物热”的发酵催生仿制品行业。在1730—1740年代摄政时期，仿制品泛滥，“中国器物热”逐渐退潮，定制品被分解成小配件，镶嵌在洛可可家具上，“中国风”融入洛可可审美风格之中。

关键词：“安菲特利特号”；18世纪；法国；中国器物热（le lachinage）；中国风（les chinoiseries）

一、“安菲特利特号”返航前欧洲进口的中国商品及欧洲对中国商品的认识

“安菲特利特号”的货物在1700年分散拍卖，这是中国商品首次在法国销售。而早在1700年之前，经陆上丝绸之路流入欧洲的中国商品虽数量不多，但仍引起了欧洲大贵族对远东器物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神秘的瓷器。中国瓷器结实，光泽度好，十分精致，触感柔滑，洁白无瑕，令西方着迷。瓷器的材质是动物性的呢，还是矿物性的呢？西方科学界对瓷器成分存在各种猜测，这本身就增加和提升了瓷器的魅力。在卢浮宫考古遗址中，出现青白瓷（Qingbai）碎片，说明14世纪法国宫廷已经使用来自中国的瓷器。已知在德·贝里公爵（duc de Berry，1340—1416）的收藏品中，有一件非常漂亮的镶边白瓷。16世纪初期，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er）便命令印度总督弗郎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和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在远征亚洲时带回绘有王室徽章的定制中国瓷器。绘有曼努埃尔一世浑天仪徽章的青花执壶¹ 是欧洲最早的定制中国瓷器。1557年葡萄牙人获许在澳门定居，且每年两次到广州采购，于是贸易情况发生变化，葡萄牙国王的船队将成千上万的中国货物运回里斯本。在整个16世纪中，葡萄牙对亚贸易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里斯本成为人人趋之若鹜的异国商品卸载港，而其中最受欢迎的商品也成为宫廷的珍贵外交赠品。16世纪中叶，旅行者们游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时，均描述过不同商行的中国物品，琳琅满目，数不胜数。威尼斯大使提婆罗（Tiepolo）难掩内心的兴奋，1571年在日记中写道：“精美的生丝……大量瓷器……黑漆器具和家私，像乌木一样发亮；象牙匣子，上面刻有人物，并镶嵌着金子和红宝石；用印度檀香木和金子制成的女用折扇。”² 中国商品的到来引领了里斯本的新风尚。1580年前后，努埃瓦街（Rua Nueva）六位卖家推波助澜，使绸缎、瓷器、漆器和折扇流行一时。卖家们用东方物品激发起文艺复兴时期里斯本的狂热。葡萄牙摄政皇后奥地利的凯瑟琳（Catherine de Austria，1507—1578）把东方商品赐给亲信，在欧洲掀起了一轮奢侈品风潮，说明葡萄牙王国的强大，只有她才配得上“欧洲对亚贸易之主”的称号。由于扇子免税，里斯本到处都是扇子。1630年，印度总督米格尔·德·诺罗尼亚（Miguel de Noronha）指挥三艘商船，载回多达19 000把扇子。迭戈·德·卡斯特罗（Diego de Castro）一个人就载回10 000把³ ！此外，葡萄牙船只将成千上万的明代克拉克瓷（Kraak）运回欧洲。1620年，葡萄牙“圣地亚哥号”（Sao Tiago）在圣赫勒拿岛附近被抢掠，船上估值150万荷兰盾的克拉克瓷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米德尔堡出售，其中包括5个大花瓶和650—700个碗碟，是托斯卡纳商人弗朗西斯科•卡雷蒂（Francesco Carletti）在1598年驻留澳门期间赴广州十三行采购的⁴ 。这次销售激发起荷兰人对青花瓷的热情。

里斯本桑托斯宫的克拉克瓷屋顶

绘制蝴蝶花鸟图案的克拉克瓷盘，产于明代万历期间（1573-1620）。青花瓷盘系列，直径37厘米，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编号Inv. 2012.12.1.

也就是说，在“安菲特利特号”首航返回南特之前，欧洲（起码贵族阶层）已对远东商品有相当的了解。1553年，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王公们拥有400件中国瓷器⁵ 。1677年至1689年，英国女王玛丽二世（Mary II），也即荷兰奥兰治纪尧姆三世 （Guillaume III）的王妃，收藏了1 000多件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瓷器。法国的大收藏家首推红衣大主教黎世留（Richelieu， 1585—1642），他在红衣大主教宫收藏了400件瓷器，后来又增添了各类漆器和一扇中国屏风⁶ 。1670年之后，王室还专门修建存放瓷器的收藏室。路易十四的皇太子命人布置凡尔赛宫的金色收藏室，用来展示他的381件瓷器⁷ 。这些藏品主要是通过中间商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购得，只有少数由法国公司采购。当时法国公司的个别商船确实能够借“在印度从事印度贸易的名义”，从东南亚万丹（爪哇）和北大年（暹罗）的某些商行采购中国商品。早在1614年，“克洛弗号”（Clove）船长萨瑞斯（Saris）就曾建议他的东印度公司法国同行：“莫在万丹购胡椒或者中国商品，如果二月初有时间去暹罗北大年，在那里的港口，你会遇到中国帆船，做成大买卖，价廉物美，关税低。”⁸

法国人在房间里除了摆放瓷器之外，还在做工考究的欧式横档上放置中式或日式橱柜。1675—1680年间，亨利·加斯卡（Henri Gascar）绘制了一幅蒙特斯庞夫人（Madame de Montespan）肖像画⁹ ，背景是两个立在横档上的亚洲大漆柜，上面摆放着青花瓷。国王的枢机主教马扎然（Mazarin）酷爱远东器物，1661年去世时，其藏品清单上列有26个中国漆盒¹⁰ 。

正是在马扎然红衣大主教的影响下，法国从1660年代起出现远东器物热，并用一专门术语“中国器物热”（le lachinage）来指称这一风潮¹¹ 。这一风潮因暹罗国王帕·纳拉伊（Phra Naraï）向路易十四及王公贵族赠送大批礼物这一事件而变得激涌。1686年，首任暹罗大使到达巴黎，带去大量中国和日本的瓷器、漆器、织物、金银器、木偶、壁纸和画卷¹² ，充盈了王家宫室，也使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对远东财富的抽象幻想得以具体化。

二、“安菲特利特号”运回的中国商品

（一）“安菲特利特号”的商品清单

“安菲特利特号”的商品清单保存在艾克森—普罗旺斯法国国家海外殖民地档案馆中。《文雅信使》（Mercure Galant）在1700年刊登过这份清单，为东印度公司在南特的商品拍卖店做广告：“印度公司广而告之，将于10月4日起连续几天在南特出售商船载回的货物，8月2日和9月出售‘安菲特利特号’从中国载回的商品。”¹³在拍卖品中，除了中国白铜、铜、茶叶、樟脑和大黄，还有成包的头发、墨水、“用于铸币的金饼”和大量丝织品，如花缎、锦缎（Damas）、图尔的格罗斯（Gros de Tours）¹⁴ 、单色缎、方格缎、条纹缎、“英式”布块（Façon d’Angleterre）、“萨亚”布块（Saya）或小塔夫绸、潘西（Pansi）和东京（Tonkins）布块、织金与织银面料、绉纱与薄纱、镶边白缎挂毯和丝绸小餐巾。某些丝织品是用欧洲词汇来命名的，比如“图尔的格罗斯”和“英式布块”，非常滑稽，不过也说明商船采购人员面对形形色色的中国丝绸时不仅没有方寸大乱，而且还将它们与欧洲产品进行类比。除了织物之外，还有绘着花朵、用金子或丝绸镶边的广州或南京信笺以及一些画卷，令人吃惊的是，竟然还有107幅画。“安菲特利特号”上有后来常见的中国壁纸吗？这个问题有待后续整理，再作回答。接着是折扇或折扇半成品、屏风，还有系列生漆器，被归在“Verny（漆器）”一类，包括盒子、写字台、酒桌、剃须盆和橱柜。写字台和橱柜属于“精细漆器”类，有“描金花枝图案”。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瓷器都能够被识别，特别是“精致瓷器”类。不过还是可以识别出如下瓷器：水壶、碗、盆、执壶、茶托、剃须盆、盘、碟、水罐和茶罐、瓷瓶、平底大口杯、茶杯、玻璃杯、糖罐、盐罐和壁炉配件。对这些瓷器与某些漆器进行归类，可以说明当时中国人已经懂得按照葡萄牙采购商（尤其是英格兰采购商）的订单要求来生产对欧出口产品。17世纪末，厦门早已是英格兰采购定制品的港口，英格兰采购商带来金银制品、锡制品甚至是木制品的模板，到厦门定制符合欧洲餐台和盥洗室规格的配件。除了中国货物外，还有“日本货物”：橱柜、办公台、匣子、盒子、38架屏风以及酒桌、茶壶和巧克力壶……珐琅制品没有出现在“安菲特利特号”的第一批货物中，而是出现在1703年的那批货物中。

（二）一份指令性清单，有助于了解“安菲特利特号”上的中国商品

法国国家海外殖民地档案中有一份文献，标题为《清单：送即将赴华采购的“皇家雅克号”（Royal-Jacques）船长德·朗日里先生（de Langerie）》。文献是新成立的中国公司¹⁵ 所写。新中国公司获得法国对华贸易特权，名下两艘商船“掌玺大臣号”和“弗朗索瓦号”曾在1702年和1704年间到广州从事贸易。当“皇家雅克号”打算赴华采购时，公司根据“安菲特利特号”的两次贸易经验，再结合“掌玺大臣号”和“弗朗索瓦号”的贸易经验，发出指令，罗列出哪些中国商品适宜带回欧洲，哪些是不合适的。除了大黄、樟脑、茶和丝绸之外，《清单》特别推荐了如下货物：瓷器、漆柜、屏风、清漆假发匣、酒桌、折扇、铜质煮壶。这份《清单》与《文雅信使》上的货物清单互补，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南特的中国拍卖品的状况。这是一份珍稀文献，尚未出版。对这份文献进行研究，有助于理解商船所在公司的务实性贸易策略。目前看来，这份文献起码说明了法国人对中国物品的品味在整个18世纪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迫使唯一有权从事东方商品买卖的贸易公司和中间商不断调整销售策略，推陈出新。德·朗日里船长最先收到的指令是关于瓷器的。指示十分简短，仅建议船长在购买大件瓷器时务必谨慎。这意味着“安菲特利特号”带回的瓷器未必符合欧洲一般消费者的期待，而那批瓷器是当时景德镇作坊产生的青花瓷，其中极可能有中国家庭绿瓷。中国家庭绿瓷，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清单》提及橱柜在船上很占空间，易损坏，难以修补，销量也少，不建议德·朗日里先生采购；彩绘屏风在法国销量好，建议载回100件，小件宜多，大件宜少，须精心挑选，以黑漆描金花枝屏风为好，不能含任何石质。公司以前曾运回镶有石料的屏风，但石子易跌落，难以长期固定在木头上，销路不佳。此外石料需用金属固定，在中国处理成本不高，但在法国手工费颇高，也影响屏风销量。至于假发匣，“需进口一千多个三件套，其中一半是红漆镶金边，另一半是黑漆镶金边，均配精美铜锁”；关于漆酒桌和漆托盘，“根据销售经验，运回大、中、小三种漆器酒桌。中型酒桌销量最少，不宜大批进货。大型可以用作餐桌，小型若不用于收藏酒具，也可用于收藏贵重物品。特告知德·朗日里先生如下两点：一、必须带有金色龙纹；二、必须是红漆黑漆各占一半。可带回2 000件大酒桌和1 000件小酒桌”¹⁶ 。《清单》对图案提出具体要求：镶金边和绘金色龙纹，这说明在那个时代，纯粹中式图案因具异国情调而受到欢迎。扇子存在严重问题：“公司驻广州代理人在折扇进货上表现得非常糟糕。‘安菲特利特号’运回的扇子尺寸太大，质量低劣。折扇种类多，但很普通。‘掌玺大臣号’和‘弗朗索瓦号’带回的竹扇比‘安菲特利特号’的大，都是同一类型，价格低廉。公司请德·朗日里先生吸取经验教训，切勿购买大折扇，带回2 000把小折扇，包括竹扇、黑漆扇和红漆扇，扇面以烫金纸为好，部分有图案，部分为金色折页纱扇。”¹⁷ “安菲特利特号”商品畅销的神话被扇子打破了。这份文件也透露出如下信息：公司对折扇有高品质要求，为的是维持顾客的购买欲，可是去哪里寻找物美价廉的商品呢？可见1700年公司驻广州商务代理人在寻找折扇进货渠道方面是不容易的。饰画镶金漆木，产于清乾隆时期（1736—1795），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编号Inv.20指令非常清晰：除了提及货物数量，也提及尺寸、颜色和图案，以迎合法国顾客的期待。不过从往返中国需时两年的情况看，采购指令在商品正式销售之前提前两年下达，时尚法则变化无常，指令的时效性值得商榷。

三、“安菲特利特号”的中国商品在法国的销售情况及其对中国品味在法国流行的影响

在这份《清单》之外，我们能否知道“安菲特利特号”的货物在法国的销售和接受情况呢？它们对法国艺术家和手工业者产生了什么影响？法国人的中国品味又如何得以提升？采购商如何从中盈利？

首先历史学家们一致同意，销售是成功的，因为“安菲特利特号”的投资者们获利高达50％。卢浮宫保存有一幅画作，制作于1700年代，证实了这一点。

“安菲特利特号”的商品拍卖会（水彩画，1700年），让•盖拉尔（Jean Guérard）绘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

在路易十四时期，凡是能够彰显法国国力、庆祝和“传递”法国引以为傲的历史性事件，都会以绘画方式保存下来。拍卖会成为让·盖拉尔（Jean Guérard）¹⁸ 的绘画主题，并复制在折扇扇面上，在市面上流通，这说明拍卖非常成功。这幅画虽色彩清淡，但却展现了重大的商业利益。它敏锐地捕捉到“安菲特利特号”从中国载回的货物；从更高的角度看，它描绘了18世纪法国两家私人贸易公司（或两家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的150余艘商船所载回的中国货物。

有学者认为，“安菲特利特号”的中国之行象征着法国的外交和商业成功。这是法中之间的首次直接贸易。此后随着对华贸易常态化，更多中国商品进入法国社会，首先赢得贵族精英阶层的芳心，然后引起整个贵族阶层的关注，继而进入市民阶层的视野。“中国器物热”（le lachinage），也即收藏具有远东异国情调的中国物品和家具的品味，自发地在整个法国社会流行。也有学者指出，这意味着外国商品进入法国，对本国商品构成竞争，并因税收低而迅速成为热销商品。中国漆“是一种树胶或树脂，涂于家具之上，观感柔和舒服。对于外国人而言，庞大的中华帝国曾可望而不可即。如今亲王一纸敇令，使中国漆器在欧洲广被接受，特别是在法国、英国和荷兰”¹⁹ 。法国折扇、桌台、木器和陶器等行业制造商由于对进口漆品的制作工序一无所知，无法参与竞争，于是纷纷作出反应，自1700年起向政府提出申诉，反对中国公司管理层进口“外国玩意儿”²⁰ 。

法国工匠不断申诉，但并不能阻止中国和日本漆器的进口。远东漆器进口品在18世纪上半叶法国的进口商品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²¹ 。这些商品包括五斗橱、屏风、办公桌、镜框²² 、鼻烟壶²³ ，特别是托盘（酒具）和盒子（尤其是游戏盒），基本上是涂有“中国漆”，外形接近法国家具，或仿制法国家具。

仙境屏风，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

游戏盒及筹码，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

茶盒，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

法国国防部历史档案还罕见地提及了清漆的轿子、坐便椅和饰有绸穗的粉盒²⁴ ，还有个人定制的漆器，比如两个剃须盘，其中一个绘有罗比安（Robien）家族的徽章，另一个绘有拉吉尔·德·桑蒂（Larguier de Santy）家族的徽章²⁵ 。大屏风由于体积过于庞大，进口量少，只运回几件，加之成本高昂，所以一般是为富人预订。屏风的壁板是双面的，运抵欧洲之后被锯开，摊开拼装，反面也当作正面使用。

“皇帝在木兰围场狩猎”屏风，属于法国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所有，由吉美博物馆寄存在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

从17世纪初期起，欧洲工匠们先后投身于漆器制造。先是荷兰工匠，后是柏林漆匠达格利兄弟，接着是英国工匠，不少人从事远东漆器仿制工作。法国工匠别无选择，只能努力破解中国漆的秘密，1728年马丁兄弟推出首件仿制品。而在此之前，工匠们的不懈努力充满神奇色彩：“伪造和仿制美丽清漆制品的尝试至今徒劳无功；据说最成功的仿制品是使用格鲁耶尔奶酪和生石灰，用胶水调制。加入朱砂，成为红漆；熏黑，则成为黑漆。”²⁶ 这就是滑稽可笑的法式仿制漆，配方是瑞士格鲁耶尔奶酪、胶水和石灰！尽管仿制品粗制滥造，法国漆匠们还是毫不犹豫地为他们的作品贴上艾蒂安·萨热（Etienne Sager）的头像，吹嘘为“中式漆”，萨热从17世纪上半叶起就成了“中国作品制造大师”²⁷ （Maître faiseur²⁸ d’ouvrages de la Chine）。

与漆器在法国大受欢迎的情况不同，中国丝绸以及印度或中国的纺织品则受到贸易限制。东印度公司的创始人和保护者科尔贝去世不久，法国政府在1686年和1687年先后出台法令，禁止印度纺织品进口，将丝绸贸易额限制在50万里弗尔以内²⁹ ，为的是保护法国纺织工业和制造业，特别是保护里昂和图尔的丝绸制造业不受大量远东织物进口影响。

织布机旁的蓬巴杜夫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德鲁埃（François-Hubert Drouais）绘制于1763—1764年，油画，现保存在伦敦国家美术馆

远东织物在法国成功销售的原因是多样的。就印度纺织品而言，布料轻薄透气，图案欢快多彩，法国人对其编织工艺不了解，这些都是流行的主要原因。17世纪初欧洲的编织业还处于起步时期，复杂的工艺、抽丝和织造技术以及印花技术还处于探索阶段。在1759年远东织品禁令解除之前，法国编织行业的生产还基本上是依靠经验。至于孟加拉丝绸和中国丝绸，价格低廉是流行的主要原因，此外织品图案充满异国情调，令人浮想联翩。法国普罗大众对中国和印度织品的痴迷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因此东印度公司得以在第一次拍卖会上成功抛售印度和中国织物，令“安菲特利特号”船东从中大获其利³⁰ 。

1714年，法国政府颁布禁令，禁止进口中国和日本丝绸。大部分染色或提花丝绸都被列入违禁品登记处的名册，不准在法国销售，如彩色北京绸、单色绸或条纹绸、十字条纹绸或提花绸、帕提绸（patisoyes）、单色或条纹缎、锦缎、金丝和银丝缎，还有一些图案和色彩搭配极其怪异的彩色绸缎³¹ 。1719年之后东印度公司又获得授权，可以进口生丝，特别是塔尼丝（Tany）和南京生丝，以“半成品”成绞（en mosche）进口。这种生丝只能吸引有能力进行加工的制造商，主要加工成袜子或花边。当时洛里昂仍可进口远东的彩色丝绸，前提是必须运到法国境外才能合法出售，于是法国境内形成一个地下非法销售网络。

除了在葡萄牙市场上出售的中国面料之外，目前我们能鉴别出来的18世纪中国面料是非常少的。在这些罕见的中国纺织品中，有一种北京彩缎，是一种“上面绘制有水粉颜料图案的中国丝绸，在18世纪非常流行”³² ，到了18世纪下半叶风靡一时。这种北京绸用于室内装饰或制作成衣，特别是连衣裙。厄尔和卢瓦尔省丰盛堡（château d’Abondant）的大厅窗帘就是用这种面料缝制的，目前保存在卢浮宫。另外，蓬巴杜夫人（marquise de Pompadour）曾身着彩绘北京绸礼服，命人为她绘制肖像，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Marie-Antoinette）“为她在圣克卢的内室和在凡尔赛宫的游戏厅选择了彩绘北京绸”³³ 。

中国折扇，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

三种北京绸彩绘式样：18世纪塔夫绸或绸缎，水粉，中国生产，近期收入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系列藏品

不过，保护法国产业的想法始终还是存在于法国东印度公司领导人的脑海之中。1734年“和平号”和“海王星号”将5 000柄扇子从广州运抵洛里昂时³⁴ ，公司理事和董事做了一份货物质量评估报告，指出“公司认为不宜进口此类精致产品，这会剥夺法国工人的生计”³⁵ 。看来，折扇进口与亚洲纺织品一样，对法国行业构成了不公平竞争，唤起了贸易保护主义。

四、中国器物热（le lachinage）推动生活品味的提升

清漆屏风或彩绘屏风、中式或日式漆柜、酒台、瓷器、折扇和中国壁纸此类远东商品进口到法国之后，倒卖到中间商手里，然后再流转到消费者手中。确实，随着“安菲特利特号”和后期赴华采购的船只将亚洲货物运回法国，倒卖二手奢侈品这一行业蓬勃发展。二手商贩购买来自东方的商船上的货物，他们的投机行为助长了“中国器物热”，收藏家和爱好者数量不断增长。

在“中国器物爱好者”中，富裕阶层并不满足于收藏物品，而是希望开发中国器物，在欧洲建筑的空间中展现一个中式装饰世界。他们修建瓷器收藏室、中式客厅和印度客厅。在收藏室或客厅的漆面墙壁上，相间贴着中国壁纸、亚洲织物、中国丝绸或印度丝绸。幽黑发亮的漆器家具与洁白无暇的瓷器形成鲜明对比，相互辉映，精致风雅，颇具风情，令人浮想联翩，犹如置身于梦幻般的中国之中。“中国器物热”趣味的最典型例子是波兰亲王奥古斯特·德·萨克斯（Auguste de Saxe，1670—1733）在德累斯顿的瓷器收藏室。这位亲王绰号“强者”，自称患上“瓷器痴迷症”，对瓷器的热爱达到狂热的地步。而欧洲最大的中国瓷器收藏室位于夏洛滕堡宫，是1703年普鲁士王后汉诺威的索菲—夏洛特（Sophie-Charlotte，1668—1705）下令布置的。

收藏室唤起人们对中国这个遥远且神秘国度的无限遐想：天才的中国工匠把原材料变成精美迷人的艺术品，而欧洲对此却一无所知。定居于北京宫廷的耶稣会士在1702—1776年间出版了系列《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对法国知识分子和哲学家孕育启蒙思潮产生了影响，而中式空间则与启蒙知识分子共同见证了法国的亲华情结。

在18世纪前30年，法国时尚界一直沉浸在收藏中国“白金”（即瓷器）的狂热之中，以至于建筑师马罗（Marot）的欧式收藏室设计图不再流行。法国人对瓷器追捧有加，法国家庭的遗产清单显示，到了18世纪下半叶，中国瓷器已不再是富裕阶层的专属品。普通家庭可以轻易购得清代的青花瓷、金线莲纹样茶具、仿伊万里瓷器和胭脂红釉瓷器。这些瓷器均是通过东印度公司流入洛里昂的。

胭脂红釉瓷器，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

嘉布遣会修士套装茶具，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³⁶

洛里昂档案显示，1760—1770年间，瓷器年均销售为大约30套装（餐具或盥洗用品），总量为200 000到300 000件³⁷ 。以法国东印度公司为例，1764年、1769年和1771年出售将近10万个金线莲纹样茶杯和茶托。中国瓷器热销并走向普及，肯定会影响到审美风气。从18世纪30年代起，奢侈品二手商贩开始请法国铜匠对瓷器加以“美化”，天马行空地把青铜和瓷器花纹结合在一起，加工出精美的烛台、写字桌和餐桌。铜匠们各施奇技，为瓷器加装了洛可可风格的托座。瓷器变得日渐寻常，如果不借助铜匠的奇思妙技，迎合路易十五时期的审美趣味，很可能卖不出去。从表面上看，奢侈品二手商贩是中欧混合式审美趣味形成的推手，可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只不过是希望商品获得大幅度增值。给出一例子便可证实：在洛里昂，购买一套完整瓷器（数百件）只需支付325里弗尔，而商人拉扎尔•杜瓦（Lazare Duvaux）1751年在账簿中记录，蓬巴杜夫人购买一件绘有双猫的天蓝色瓷饰品和三个定制铜鎏金龙纹瓶，支付了3 600里弗尔巨款³⁸ ，相当于东印度公司资历最深的水手15年的薪水！

法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模型，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

18世纪上半叶，东印度公司将数百万件中国瓷器进口到欧洲，进口量大增，加上瓷器制造秘方被破解，加速了瓷器的贬值。从1750年起，瓷器只占进口货物总值的2％到3.5％³⁹ 。19世纪初，布朗卡尔（Blancard）编写《东印度和中国贸易手册》（Manuel du Commerce des Indes Orientales et de la Chine）时，指出中国瓷器除了作为船只的优质压舱物之外，别无其他好处！

中国书台，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

同样，“中国器物热”风潮过去之后，除了漆酒具之外，大屏风和漆家具等物品极少出现在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和提单上。另外法国社会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变化，从1730年起，屏风开始被锯成碎片，由法国高级细木工匠重新加工处理。工匠们把屏风漆面板的碎片镶嵌在装饰有青铜镀金雕饰的路易十五式家具上。18世纪上半叶为权贵准备的折扇（主要是漆竹扇和镂空象牙扇）⁴⁰ 也不再出现在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进口商品清单上。折扇贸易似乎与漆器贸易一样发生转型：一种情况是由船员在小型通商港内进行，因此被称作“pacotille”，即“运销海外小商品”；另一种情况是由东印度公司指定的私人货运⁴¹ 为“有条件的人群”服务。确实，当时仍有一些消费者对远东精致物品保持着特殊爱好，而洛里昂的东印度公司以大批量进货为主，无法满足此类爱好者的需求，因此公司自18世纪30年代起开始授权，接受“有条件的人群”以个人名义订购“日常用品、瓷器、织物、家具等物品，平均利润为25％……‘特殊人群’需在每年九月上旬在巴黎的柜台支付货款……特殊订单在印度下订”⁴² 。公司驻印度代理人、商船商务负责人和船长都可为此类“有条件的人群”提供服务。据了解，“灵敏号”船长热斯兰（Geslin）先生“那些天返回欧洲，愿意承接两个货柜，是两张中国清漆写字台”⁴³ ，专门为苏比斯亲王（Prince de Soubise）预订的；此外，在“恒河号”的货物中，有艾吉永公爵（duc d’Aiguillon）的“四个大盒子，各包装着一个瓷瓮”，还有“奥尔良公爵先生（Duc d’Orléans）的一个大箱子和谢弗勒兹公爵夫人（duchesse de Chevreuse）的一个小糖果盒”⁴⁴ ；“维尔沃号”的船舱侧翼“放着绘制有科蒙公爵夫人（duchesse de Caumont）徽章的全套定制咖啡具”，德·桑塞元帅（maréchal de Sancé）定制了“一个漆器游戏盒和筹码、六个中国小墨砚，还有几个剃须盘以及配套的海绵盒和肥皂盒”⁴⁵ 。

漆器套装（大盒子内装17个小盒子），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

由于“私人货运”的存在，私人定制品可以合法进入法国。不过当时“有条件的人群”并非唯一能以个人名义购得中国商品的顾客，东印度公司还允许船员或公司驻远东代理人以私人名义带回一些纪念品，因此洛里昂的商店也会兜售一些远东小商品。那些无法利用“私人货运”这一渠道暗度陈仓的顾客，会委托相识的船员从中国或印度带回异国小商品，比如鞭炮、灯笼、墨水、果酱、壁纸、银器、鼻烟壶、中国花缎鞋、螺钿饰品、珐琅、水彩画和玻璃油画等。洛里昂东印度公司负责人洛特（Rothe）的“中国小玩意儿”清单上出现罕见的“配备12支箭的中国弩、3 000个土球”，1764年，布列塔尼瓦纳（Vannes）主教收到了“一小盒清漆”⁴⁶ 。

玻璃油画、广州珐琅彩瓷杯和水壶、清官大人瓷像，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

由此可见，“私人货运”是一种为了满足个人需求而出现的贸易方式，东印度公司尽管对此严加监管，但这一贸易形式仍不时钻规章制度的空子，表现出“非法”面貌。参与“运销海外小商品”的船员从中获得额外收入，许多人还与地方当局勾结，常年非法进口明令禁止的印度丝绸和中国丝绸，谋取暴利。档案显示，中央政府曾敦促洛里昂港口负责人“逮捕运销海外小商品的卸载人。‘普拉兰公爵号’运载此批货物，抵达时发生过持械抢劫”⁴⁷ 。运销海外小商品交易的存在，对亚洲商品在老百姓阶层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二手交易市场的存在则助长了倒卖的风气。

此外东印度公司也将为王公贵族提供预订定制徽章瓷器的服务转让给船员，法国的“特殊人群”慷慨地购买了多达400件定制徽章瓷。

路易十五定制徽章瓷盘、彭提维里公爵定制徽章小便池，瓷器类，中国制造，约1730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

彭提维里公爵定制徽章螺钿游戏盒，中国制造，约1730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

从另一方面看，这种贸易机制也是对1700年“安菲特利特号”返航后，法国折扇制造商和手工艺制作者的新诉求作出回应。其积极一面表现为：返航商船在长达一个世纪里源源不断地带回一种重要原材料，满足法国折扇制造商和手工艺制作者的生产需求，这种原材料就是“漆”，形态各异，分成“木状漆”（laque en bois）、“叶状漆（laque en feuille）”和“无木漆（laque sans bois）”⁴⁸ 。

1730年至1740年间，法国的中国器物进口出现暂时中断，原因是洛可可审美趣味出现。然而新趣味并没有割断与中国器物的关联，而是与中国器物所呈现出来的东方品味相互调适，产生了融合中西审美因素的各式“中国风”。

五、各式“中国风”（les chinoiseries）的兴起

18世纪初中国商品进入法国，与本地生产形成竞争。法国工匠们迅速作出反应，生产和仿制相关产品，试图夺回制造业主权，特别是漆器、瓷器和折扇领域。然而应战并不容易，1741年，《通用商业词典》曾这样描写当时的法国折扇制造业：“扇骨由手工艺大师制作，扇面制作和整扇组装由扇子制造商负责。总之，还是来自中国的扇骨最受欢迎，不过价格昂贵，只能用于制作精品。”⁴⁹

在手工艺者的艺术创作中，装潢工的帮助必不可少。装潢工收藏有大量雕塑，可以提供图像模型。在所有物品里面，最能激发艺术创造力的是中国器物，为手工艺者所偏爱。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图案的意义，却对图案相当着迷。图案构图独特，线条无序，充满异国情调，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他们对凌云踏雾的中国文人感兴趣，宝塔和东方人使他们联想到奇异的猿类。雕塑模型多样，轻盈纤细，各式“中国风”就这样出现了，而最能体现这一审美趣味的是欧洲人对中国“宝塔”（pagodes）的偏爱。对于18世纪欧洲收藏家而言，“宝塔”是一种滑稽的中国小雕像，形状奇异，充满异国情调，令人神往。当时的法国文人、哲学家和艺术家，比如画家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1703—1770），都是这种东方物品的爱好者。1740年，知名艺术品经销商埃德蒙—弗朗索瓦·热尔圣（Edme-François Gersaint）把商店招牌写作“在宝塔”（A la Pagode）。弗朗索瓦•布歇设计的名片上有一尊坐在日本漆柜上的菩萨。这种戏谑式艺术在摄政王时期出现，在路易十五亲政时期更是广为流传。当时贵族阶层所崇尚的轻浮和愉悦享受的新生活艺术，可在洛可可和各式中国风中找到印迹。中国器物所蕴含的审美品味被吸收、消化、重新诠释，并展示出来。洛可可式家具的青铜镀金雕饰上点缀着屏风碎片和瓷器饰件。这一切成就了洛可可风格，标志着异国情调趣味与精致装饰艺术相结合，象征着法国社会的奢华。

菩萨烛台，约1750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

法国工匠受皮勒蒙一书启发而创作的壁纸，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

“中国风”一直持续到1776年之后，当时让·皮勒蒙（Jean Pillement，1728—1808）在巴黎出版《中国花纹、饰物、边饰与图案题材集》（Recueil des fleurs， ornements， cartouches， figures et sujets chinois）一书，对法国工匠们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六、东印度公司的中国商品：融合中西审美风格与具有全球贸易特质的商品

从18世纪“安菲特利特号”返航之后法国各家贸易公司的中国物品进口状况看，当时绝大多数器物（除了极少数外）都不是亚洲款式，像漆器家具、漆盒、瓷器和珐琅器等，基本上是定制品，外形符合西方家庭生活的需要。法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把图纸和款式寄送驻广州商务代理人。绝大部分定制品品相不同，均以最低成本在亚洲生产，以最高利润在欧洲销售。从公司的欧洲总部和亚洲商行代理人之间的往返函件中可以看出，贸易公司希望亚洲定制品能符合欧洲人的品味，适应欧洲风尚。比如1709年东印度公司“罗亚尔·布利斯号”代理人收到指示，建议购买五至六万把扇子，共19个款式，均是管理层所指定。扇子价位不同，以满足不同需求和喜好。

这一时期的中国器物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绘制有欧洲的乡村场景，上面也有人物。

瓷器、折扇、珐琅器，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收藏

中国工匠在制作上述器物时绘制上欧洲人物，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欧洲的野蛮人”，而是欧洲人定制产品时提出了要求。18世纪，西方商人从版画上复制出图像，寄给中国工匠，因此定制产品上经常出现人物身着盛装的欢愉场景，弗朗索瓦•布歇笔下的田园风光也经常出现在瓷器、珐琅器、扇子和玻璃画上，不过仿制品与原画相差甚远，只有皮毛相似。那么欧洲人把自己的文化影像送到千里之外，绘制在商品上，再当作自身文化“镜像”置于眼前，这种心态该如何理解呢？

当时的定制品是一种采用中国技艺，将欧洲文化元素与儒道释元素相结合并图式化的商品，是亚欧技艺和文化汇合的典型。因此严格地讲，这些融合中西审美风格的商品并不属于某种特定的文化。它们首先是以资本主义模式运营的公司创造出来的商品，是一种具有全球贸易特质的产品。这些商品在亚洲定制，在欧洲销售，市场庞大，制作成本低廉，利润丰厚，完全符合公司追逐商业利润的要求。这种行为纯粹出于商业动机，而非对艺术的热爱。定制品的大批量进口满足欧洲爱好者的需求，但与此相伴而生的是质量下降，并导致商品贬值。随着欧洲对瓷器和漆器的需求量减少，中国之旅也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了。

结　语

“安菲特利特号”商船返航，恰逢“中国器物热”进入全盛时期。此后瓷器、漆器、丝绸、壁纸和折扇此类商品不再为上层贵族所专有。18世纪初期，成千上万定制品进口，法国富裕阶层沉迷在“中国器物热”之中。可是1730—1740年代之后，他们逐渐对大屏风、壁纸、漆橱、丝绸和瓷器套件失去兴趣。中国器物作为小配件嵌在洛可可式家具上，参与建构洛可可美学。东印度公司对审美趣味变化作出反应，停止大部分中国物品的进口，将不确定的市场转让给船员或者私人货运。在整个18世纪，瓷器仍然是东印度公司的批量进口物品，保持着数千件的进口量，主要是为了迎合蓬巴杜夫人对“中国风”的喜好。

注释

1. Du Tage à la Mer de Chine, une épopée portugaise, catalogue d’exposition, Palacio Nacional de Queluz, Lisbonne, 9 mars-30 avril 1992,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 Paris, 19 mai-31août 1992. Paris : Ed.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1992, p.70.2. A. J. Gschwend and K.J.P.Lowe, The Gobal city, on the streets of Renaissance Lisbon,London: Paul Holberton publishing, 2014, p.47, pp.244-245.3. A. J. Gschwend and K.J.P.Lowe, op, cit., pp.262-266.4. R. Bertrand, L’Histoire à parts égales : récit d’une rencontre Orient-Occident, XVIe-XVIIe siècle, Paris : Seuil, 2011, p. 201.5. S.Castelluccio, Le Goût pour les porcelaines de Chine et du Japon, Saint-Rémy-en-l’Eau：Editions Monelle Hayot,2013, pp.45-49.6. M. Kopplin, “Naissance des laques français dans le contexte européen du XVII^e siècle”, in Anne-Forlay Carlier(dir.),Les Secrets de la laque, le vernis Martin, Paris : Ed. Les Arts Décoratifs, 2014, p. 12.7. S.Castelluccio, op.cit., p.57.8. A.Geoffrey, Godden Oriental export market：porcelain and its influence on European wares, London：Ed. Granada, 1979, p. 21.9. 佛罗伦萨乌菲齐宫油画：《克拉涅堡的德·蒙特斯庞侯爵夫人（弗朗索瓦丝·阿泰纳伊斯·德·罗什舒瓦尔）肖像》，亨利·加斯卡尔，制作于大约1679—1685年，博物馆编号：inv.2837。——译注10. Voir T. Yoshida-Tadeka et Cl.Lebrun-Jouve, “Inventaire dressé après le décès en 1661 du cardinal Mazarin”,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des belles lettres, t. 30. Paris: Diffusion de Boccard, 2004, pp. 152-163.11. H. Belevitch-Stankevitch, 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 Paris: Jouve & Cie, 1910, p. 87.12. H. Belevitch-Stankevitch, op. cit., pp. 156-162.13. Mercure galant, Au Palais (Paris), 1700, pp. 205-213.14. 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Mer (ANOM), Aix en Provence, C¹ 17, pp.87-103.15. 1664年，科尔贝成立法国东印度公司。法国富商儒尔丹从法国东印度公司获得向东方派遣商船进行贸易的许可。“安菲特利特号”首航得到的利润让法国政府和商人看到了商机，儒尔丹随后组建一个新的“中国公司”（la campagnie de la Chine），专事中国贸易。18世纪法国东印度公司因法国与荷兰爆发战争而濒临破产，1719年5月，约翰·劳将“西方公司”“印度公司”和“中国公司”合并组成新的东印度公司，其特许经营权持续到1770年（参见解江红：《清代广州贸易中的法国商馆》，《清史研究》2017年第2期）。由此可见，该《清单》应该是成文于1719年5月之前。——译注16. 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Mer (ANOM), Aix en Provence, C¹ 17, pp.87-103.17. 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Mer (ANOM), Aix en Provence, C¹ 17, pp.87-103.18. 让·盖拉尔于1700年绘制的水彩画《“安菲特利特号”的商品拍卖会》，原属于埃德蒙·德·罗特希尔德藏品，现存于卢浮宫博物馆。——译注19. J.S. des Brûslons,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commerce, Amsterdam:Imp. Chez les Jansons, à Waesberge, 1726-1732, p. 1923,vernis de la Chine.20. ANOM, Aix en Provence, C¹ 17,p.34 : Note sur une plainte des éventaillistes, en 1700, au sujet de l’armement de l’Amphitrite.21. Archives municipales, Nantes, série HH et SHD Lorient, série 1 P.22. Archives municipales, Nantes, HH 225, HH 223.23. Archives municipales, Nantes, HH 225, HH 223.24. Lorient,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 (SHD), 1P，p.105.25. A.Lebel, Armoiries françaises et suisses sur la porcelaine de Chine au XVIII^e siècle,Bruxelles : A. Lebel éditeur, 2009,p. 70,72.26. J. S. des Brûslons, op. cit., p. 1923.27. M. Kopplin, op. cit., p. 14.28. Faiseur一词为贬义，多指产量大、产品粗制滥造的制作者。——译注29. L.Dermigny,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SEVPEN: Imprimerie nationale, 1964, pp. 392-405.30. L. Dermigny,op. cit., p. 397.31. H. Belevitch-Stankevitch, op. cit., p. 193.32. E.Hardoin-Fugier, B. Berthod, M. Chavent-Fusaro, Les Etoffes,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Paris：les Editions de l’amateur, 1994, p. 299.33. A. Fau, L’Histoire des tissus en France, France :éditions Ouest-France, 2010, p.111-113.34. D. C.Wellington,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ies, A Historical account and record of trade, Lanham, MD:Hamilton Books, 2006,pp. 143-176, Tableaux des cargaisons pour la période 1687-1769.35. Extrait du catalogue de la vente Bergé, lot N° 53-Observations sur les marchandises de la cargaison des vaisseaux La Paix et Le Neptune de retour de Canton en l'année 1734,Lorient, 1er novembre 1734.36. 这种茶具因表面着色与嘉布遣会道袍的颜色一样而被命名为嘉布遣会修士套装。嘉布遣会是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一支，1525年由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玛窦·迪巴西（Matteo di Bassi，1495—1552）创立，1528年获教皇克雷芒七世（ClémentⅦ，1523—1534）批准。——译注37. Lorient, SHD, 1 P, p.257,258,260,262,266,303,305,308.38. Livre-journal de Lazare Duvaux, marchand-bijoutier ordinaire du Roy,1748-1758, Société des bibliophiles français, 1873, p.93.39. L.Dermigny, op. cit., p. 392.40. B. Nicolas,“Le Commerce des éventails de Chine”, in Un brin de panache, éventails de Chine, catalogue d’exposition, musé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15 juin-27 novembre 2019， Ed. Ville de Lorient, pp.17-25.41. SHD, Lorient, 1 P， p.305, Assemblée administration-année 1764.42. SHD, Lorient, 1 P, p.305,299, 63,266.43. SHD, Lorient, 1 P, p.305,299, 63,266.44. SHD, Lorient, 1 P, p.305,299, 63,266.45. SHD, Lorient, 1 P, p.305,299, 63,266.46. SHD, Lorient, 1 P,p.110, Registre d’inventaire des hardes et effets du Beaumont.47. SHD, Lorient, 1 P，p.300.48. D.C. Wellington. op. cit., pp. 143-176.49. J. S. des Brûslons, op. cit.,p. 355.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责任编辑：李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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